追忆我的父亲

                                      ——父亲去世十周年记

如果我父亲还在世的话，今天我们一大家子应该坐在一起为他庆祝82周岁的生日。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我想念他，家里所有人都想念他。

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俄罗斯语等样样精通，还会画画、拉二胡、吹笛子、书法，也能在河里叉鱼、钓鱼，还能种地、养鸡、鸭、猪等，还爱在河里游泳，也会打篮球。从小，父亲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能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高度，也是我毕生追求无法达到的高度。

父亲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就读于南充地区蓬安县中学，参加过两次高考，报考的是西南师范大学，两次高考成绩均上线，但均因身体原因未被录取。父亲时常给我们讲，他因家庭贫困，周末和假期到周口码头（蓬安县城河边码头）挑煤挣学费，不注意也不懂得保护身体，导致心脏出现二尖瓣杂音，这是他一生的痛，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运。

在当年，他这种品学兼优考上大学而未被录取的高中毕业生，是我们整个绿水区的知名人物，虽则未能读成大学，却被绿水区政府聘请到绿水区农中教书。后来，父亲有幸考上了南充地区干部学校（中专）。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在只剩最后三个月就要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干部学校解散了。临离开学校时，学校老师让大家回去等国家分配通知。后来，这一批学生中，有一部分有资源的同学安排了工作，可是相当多的同学像父亲一样回到家乡劳动，由于通讯、交通闭塞，错过了就业的机会，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管分配工作这事。

所幸的是，当时乡政府也办了农中，父亲得以走上讲台，再次拾起教鞭。但在那个文革风盛行的年代，根本没有多少人在安心读书，父亲这种热血知识青年肯定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派系斗争。后来，他被推荐为全县红卫兵代表去北京面见毛主席（实际上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与几十万红卫兵一起见了城楼上的毛主席），这在当年，那是一种无尚的荣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就被批斗，并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农村锻炼期间，由于父亲在全县都成了知名人物，县委在选拔一名年青的团委书记时把父亲列为了重点考察对象，但组织上派人到公社（即现在的乡政府）政审考察时，公社办公室主任肖维权坚决不盖“同意”章，理由是父亲的二哥解放前当过保长（后来证实清楚了，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属于政治上不清白，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父亲因此失去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机会。在那个时候，父亲与公社领导接触的机会有很多，但他从来不与公社当权者沟通，甚至连一根烟也没有递过，就更别说请客吃饭了。父亲秉持的观念就是只要自己有本事、有能力、不求别人，甚是清高，而且这种观念深深根植在他脑的海里。

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父亲基本上一直留在老家干农活。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由于他心脏问题，不能干重活，那些叔伯婶娘们都很照顾他，干活时，他只需要给大家讲故事、讲历史，一样给他记工分。父亲空有满腹才华，不得志，但他一直很乐观。父亲是一个有追求、事业心强的人，在事业未成之时，从未考虑个人问题，直到满了30岁（在当时已是超大龄青年了），通过青山完小全淑玉老师牵线搭桥，他和母亲相识、结婚。母亲是青山完小一名教师（前夫也是绿水小学一名教师，在绿水河游泳淹死了，有一女儿），她很欣赏父亲的才华。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先后生下了我们兄弟四人，二人历尽艰辛抚养我们五姐弟长大成人。父亲由于多年不得志，自尊心遭受了严重打击，难免有情绪很坏的时候，也常常和母亲伴嘴、争吵，曾经还闹过一次离婚。但母亲能忍、能包容，用她那博大的爱支撑着整个家庭，她也坚信父亲能有出头的日子。

1976年文革结束，国家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父亲已经39岁了，他追求事业的热情再次被点燃，第三次走上教书育人的岗位，尽管只是一名教初中的民办教师，但仍然能够让他发挥自己的才华。父亲走上熟悉的岗位后，教语文并担任班主任老师，这是我熟知的他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可以说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到了毕业中考时，中考成绩超过同年级公办学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公办初中生源质量要远超民办初中）。在那个年代，中考、高考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能跳出“农门”就不错了。父亲教的那个班出了不少的人才，前前后后有10多人考上中师、中专和大学，这些人当中后来有当将军的、有当医生的、有从教的、有当税官的、有当法官的、有当企业家的，总之，父亲的第一届毕业生是打响了的。父亲从教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为了追求事业进步，要从民办教师转变成公办教师。首先要通过考试，然后要经过政审，层层过关的难度也算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父亲首次参加全县的民转公考试，在几百人考试人员中只有几十名指标，他的考试成绩排在全县第三名，但按政策规定超龄了；第二年年龄“合适”，父亲再次参加考试，终于过关，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这一年他父亲已经44、45岁了，终于确定了他终身将要追求的事业。尽管父亲有才华，但他依然好学。要知道，在他这个年龄，记忆力已远不如从前，但他用勤奋和努力弥补。我见到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自学，而且经常学到深夜。父亲在煤油灯下学习、备课、改作业的身影，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对我影响深远，也成为我学习的动力。

教书育人成为父亲一生的事业。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他非常较真，对每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认真考究，他一直是学校核心骨干教师之一，曾较长时间担任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指导年青教师的语文教学工作。我长大之后，曾笑嘻嘻地跟他说，他当年就像那个“排出几文铜钱的酸秀才孔乙己”。父亲非常生气，我居然将他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真态度与“酸秀才孔乙己”相提并论，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为此与我理论半天，并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批评我，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

父亲平常对子女直接辅导教育不多，他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他的行为、语言、理解知识的方式方法。他担任过我初中两年的政治老师，到了初三毕业时，校长想亲自指导我们班，他就只有让贤了。在他担任我政治老师的这两年，我非常认真，丝毫不敢有所懈怠，唯恐学不好丢了他的面子。在我记忆中，父亲对我非常严厉，因为我是长子，常给我讲“以大带小”、“大的要让小的”，要为弟弟们树立好的榜样。在上高中以前，我在五姐弟中读书成绩是最好的，也不偏科。父亲教育子女口头中念得最多的一条理论就是“黄荆棍棍出好人”，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是以“打”为主，在五姐弟中，除了老五可能没有挨过打之外，其余都挨过打，而我挨的打是最多的。而我好像不怕打似的，从不轻易认错、认输，在心中一直有一个念头“怕死就不是共产党员”。现在我还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但父亲从不把这种教育方式用到他的学生身上，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为了让一名学生能读书，能集中精力学习，不顾自己患有心脏问题的身体，亲自爬山涉水跑到乡下去给学生的父母做思想动员工作，常常利用逢赶场时间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教育孩子的问题。父亲对待子女简单粗暴，对待学生苦口婆心。这就是父亲的爱。

父亲是我们家族中当年读书最多的一位，辈份也是较高的，是我们家族中非常受尊重的一位长辈。家族中无论男女老幼，见到我父亲都是毕恭毕敬，家中有什么疑难杂事，也都会请教我的父亲。后来，我查阅了家谱，我们家的确不是名门望族，祖祖辈辈基本上都是为了求生存而四处本波的农民，到了杨老祖祖这一代才基本上在张家湾扎稳脚跟，购买了一些田地，三良祖父学习屠宰、厨师手艺，才有多余的钱送公公（父亲的父亲）去读了私塾，学了中医这门手艺，父亲他们四兄弟才都有能力读书认字，而父亲是四兄弟中读书最多的，当年也是最有前途的。

父亲在我记忆中还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我今天就不一一述说了。父亲的一生充满曲折和坎坷，他坚毅乐观、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平生最不喜欢求人，看不惯不平之事，他的这种性格以及他的这种为人处事风格影响着我们一生。

张朝阳  己亥年冬月21日随笔